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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道德不能依附于政治
時間:09-04
   近些年來,道德問題一直受到強烈的關注,特別是這一兩年來,因為“小悅悅”事件、不敢扶老人等討論下,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。再加上經濟領域的食品安全危機、欺詐等等,商業倫理也同樣崩塌,似乎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道德滑坡的現象。

    中國該如何走出道德困境?帶著這些問題,我們專訪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何懷宏教授。何教授主要從事倫理學、政治哲學與社會史等領域的研究。學術著作主要有《良心論》、《道德、上帝與人》、《選舉社會》、《世襲社會》、《公平的正義》以及譯作《正義論》、《無政府,國家與烏托邦》、《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》等,不僅對國內倫理學界意義重大,也對其他人文與社會學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。而且何教授一直密切關注社會的現實生活,對其專業認識下的社會熱點有著深入的思考與見解。


揚善是永遠需要的

    南都:針對目前的道德問題,您也認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根基還不穩固。有人說是這三十多年來,只重經濟到導致的社會唯利主義,又有人說是信仰缺失,林林總總,構成了一幅當代中國的價值混亂的局面,您如何看待?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這個局面?


    何懷宏:這個應該說是復雜的,是比較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原因造成。第一,從千年的長時段來看,就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,它是一個熟人社會甚至是親人社會,和陌生人打交道比較少,所以對生人打交道的關注與規范比較少,盡管這種關系中,古人都比較注重善意。但到現代社會,大規模的、陌生人的交往才成為社會關系的主流,尤其是在與道德相關的利益關系上。在傳統的五倫(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)之外,面臨著臺灣一些學者提出的“第六倫”(“第六倫”是指素不相識的人之間關系,以及應持有的態度)的問題。實際上,從某種程度上說,這“第六倫”今天已經成為“第一倫”了,它的重要性已經排在前列了。現代社會的倫理要求,社會人不管與什么人打交道,都應該遵循相應的規范,而且這個規范應當是平等地要求所有人的。而傳統社會這方面的經驗不足,沒有提供充分的普遍平等的社會倫理與公民倫理的資源。

    第二,應該是和近百年的傳統有關,包括革命、斗爭和造反的傳統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傳統,在文革中發展到最高峰,它有著強烈的分裂意識,把人們分為勢不兩立的敵我兩大陣營,不是把所有人都當做平等的社會人,有一部分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專政對象的。直到現在,這種意識依然沒有消失,我們社會的信任的氣氛沒有很穩固地建立。而且還好斗,體現在現在的語言暴力、人身攻擊乃至肢體暴力上,就是說要用斗爭解決,要用勝負而不是妥協、談判、對話、寬容來解決問題,過去甚至要從肉體上消滅,這些依然是我們當下社會觀念中沉重的負擔。

    最后就是這三四十年的社會轉型影響。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,個人也以求利為追求。求利有其自然合理的一面,但也要注意到另一面:首先,求利有一個特點:多少算夠?即使手段、方式都合法,但它的終點在哪里?物質欲望是不是應有所節制?其次,利益難以協調的,它更容易沖突,很多時候只能是輸贏而不能雙贏。如果這兩個結合在一起,在這個沖突中,大家都追求利益最大化,然后又互不相讓,甚至采取了不正當手段來競爭,如果有一方如此,就會引起連鎖反應,不正當的手段蔓延開來。所以這些都是造成諸如食品安全等問題的各種原因。


    南都:最近社會熱議兩個“最美”的人,一個是最美教師張麗莉,一個是最美司機吳斌,一個舍身救學生,一個用生命守護乘客。這種最美與原來的“雷鋒”等精神之間有何區別?


    何懷宏:我始終不覺得中國人特別壞,良心都沒了,包括“小月月”事件中的路人,后來也說,如果在遇到,他們一定會有所行動的。“最美”體現出一種高尚,雖然這種高尚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履行他們的職業倫理中體現的,但絕不低于所謂的大公無私、全心全意奉獻的,我覺得這個是特別值得提倡的。

    這與過去提倡雷鋒精神有很大不同。大家會發現,雷鋒一開始就是人為樹立起來的偶像,和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掛鉤。有人就開玩笑說,毛主席題詞:向雷鋒同志學習,學習什么?學習他無限忠于毛主席。當然雷鋒是一個好人,如果他僅僅是無限忠于某個人的,是階級斗爭的榜樣,那么就不會有后來的精神傳承和社會影響了。因為他確實做了許多好事,幫助了別人,做熱心公益的幫助別人的事情,這個是跨越政治意識形態的,于是就有感染力。而我們上面說的這些榜樣,相對來說,沒有太明顯的和某個意識形態掛鉤,大家就是從他們的事跡中感受到他們是一個好人,而且是做了不平凡、不容易做到的舉動,所以大家會很欽佩他們。這個就和過去很不一樣了,第一個是自然涌現的,第二個它不是和政治意識形態掛鉤,這一點就賦予這些好人好事與當年雷鋒的宣傳不一樣的新東西。


    南都: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,社會在頻繁“最美”名號,對民眾有了一種審美疲勞,而同時,在事件之后,官方好像很喜歡將之放大升華,您是如何看待的?


    何懷宏:第一,即便揚善也不要有過多的政府的參與,附上官方的痕跡,要盡量回避與政治意識形態掛鉤的嫌疑。其次,要關照普遍的價值與普遍的人性。一般人確實不容易做到的,我們也沒有必要勉強。如果是強調職業倫理,他們是在履行職業倫理而遇到這種情況,盡管我們可能遇不到這種突發事件,遇上也不一定能夠做到,但至少在沒有碰到之時,要履行好職業倫理。這其實就已經很好了。所以不要刻意地去人為地拔高,去樹立一個道德榜樣,說他所有的方面都很完美,反而會造成負面的影響。揚善是永遠需要的,需要去鼓勵和提倡,從政府到民間,并且要實際地關照行善者,以及家人親屬等等。


用制度安排實現對官德約束

    南都:您曾經論述中國這三十多年中國社會道德變遷,是從“動員式道德”到了“復員式道德”。這三十多年來,中國的道德,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歷程,才慢慢導致了現在的局面?但“復員”式道德又如何解決當下社會一些人所言的信仰危機、道德塌方?


    何懷宏:“動員式道德”到“復員式道德”更多的是一個描述,但價值上包涵著進步,所以我也不贊成說中國道德一直在滑坡,或者道德到了崩潰的邊緣。不過客觀地說,這里面有著道德的危機和危險。原來的動員式道德,是和政治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的,就和當年學雷鋒一樣的。其實道德應該獨立于社會的,靠運動式的辦法,有時候能奏效一時,但不能持續地發揮作用,但“運動式的道德”本身也損傷了道德。這種道德不是獨立的道德,是依附于政治的,比如說鼓勵孩子揭發父母、學生告密老師,這在當時政治上是正確的,并且受到社會的鼓勵,但在道德上,這是明顯不對的,傷害了這個社會最基本最核心的倫理價值。就算起作用了,也是一時的,長時間來看不僅不起作用,還傷害了道德。動員,本身就是戰爭名詞,就是把社會建設當做戰爭一樣,一時間調動所有的資源與宣傳工具來塑造某一個人或者行為,現在看來,當時樹立了多少英雄榜樣,現在被人們記得的寥寥無幾。就算是雷鋒,也慢慢脫離了政治色彩,突出了好人好事方面的,體現了復員式道德,強調它普世的方面。


   南都:每每一些社會道德上的問題出來后,人們都會講問題指向政府與官員的道德帶頭作用,在官德不彰之下,民德何以可能?


    何懷宏:官德當然是起關鍵作用的,因為這官員處于社會上層,他的一言一行會深刻地影響到社會,特別是他們手中掌握著各種資源,所以官員如果本身不能做好樣子,還侵奪社會,危害社會。那么這種情況下,民眾自然也就喪失了道德的堅持。

    我們現在要弱化籠統的“人民當家做主”、“人民公仆”等說法,政治權力不管在什么時間與什么社會,總是處于有差別狀態,不可能所有人都同等的當家做主。所以還不如更現實地考慮,如何來縮小差別,約束權力。既然官員與民眾間有差別,那么就要緊盯著這種差別化的權力,讓民眾有合理的監督、選舉、罷免的權利,用這樣的制度安排,來實現對官德的考量與約束。

    我覺得這是對民主更可行,也更切實的一個看法,就是用這樣的民主觀也許會比籠統但也空洞地說“人民當家作主”更好。為什么呢?中國的政治首先要分流,就是權力、金錢、名望要分流,不能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到政治權力,即官員的手中。你不能權錢交易,你不能有了權就有了錢,也有了名。為什么國外不輕易給一個總統博士學位,或榮譽博士,就是名是名,權是權。除了你確實有這方面學術的成果和才華才給你。同樣的你總統為什么要實行陽光法案,老百姓不能實行陽光法案,要保護大家的隱私,官員處在監管資源的位置上,那當然要實行陽光法案,我們要看你的財產有多少,是不是正常、合法。所以這個都是比較現實的一個途徑,權錢名一定要分流,這是第一。

    第二,官員要有各方面的約束手段,當然最關鍵的就是民主,你就可以和平的監督。其次包括各種輿論工具,像媒體特別微博就起了一定的作用,比以前大得多得多的作用,這些都是挺好的,當然民主會根本的起作用,然后還有法治。現在是到了這樣一個時候,僅僅宣傳官德的個人教育和修養已經不會太起作用了,一定要靠制度,或者說優先的是制度。優先考慮制度的建設,首先讓官員守法,民眾才能過上免于被折騰的生活。而要讓官員守法,還要設計一些制度手段來,不僅僅提倡和教育官員守法,一定要有民主法治的制度制衡,讓他不得不守法,不得不忌憚于法。


    南都:現在政府也開始興起德行考核機制,官員的私人生活道德被作為治官的手段了,比如發動家屬打分等。對此您如何看?


    何懷宏:我覺得是這樣的,比如陽光法案真的是約束他的,因為他申報財產,因為他是最有可能中飽私囊,但是他個人還是可以保留他一定的隱私,比如他的個人生活,他的家庭關系,因為有些關系不是外人能很好地判斷的。比如他們夫妻之間有糾紛,或者與父母之間有糾紛,當然有些很明顯的,大家有目共睹的,別說官員,一般人做了大不孝的事情,都可以輿論譴責。但是有些家庭糾紛,有些夫妻糾紛,也要保護官員的隱私,也不一定要介入這些東西,除非他影響到公共權力,公共利益,這個還是要分清。其實官員也仍然有他的某些隱私,不是說就應該完全透明,陽光法案還是主要針對他們的財產狀況,他們的感情生活,家庭關系,有些東西外人也不好完全判斷,這是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得到保護的領域。在官德考核中,也可能是妻子或家人有問題,另外還有可能明明有問題,但是家丑不外揚,所以這有點過分,讓家人和親屬打分不太好,有點過分。這個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還是前面我說是民主、法治、自由言論、自由輿論這些東西。


讓民間有一種道德的修復力量

    南都:但吊詭的是,這樣的情況的出現,卻成為一種口實,讓官方開始對道德建設充滿熱情,占據了道德高地,比如小悅悅事件出來后,當地政府開始緊抓道德建設。于是,問題便出來了,社會道德問題,是政府主導重建還是民間的自我修復?


    何懷宏:我覺得政府首先要把自己管好,把官員管好,這是最重要的。其次,該管的管,不該管的別管,該管的就是把自己管好,把官員管好,不該管的就是你讓民間有一種道德的修復力量成長壯大。比如說你讓民間的慈善組織,公益組織可以合理的成立活動,就是說有一種結社的自由,讓他們能夠恰當的發揮作用。如果是民間自主起來,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,這個行為不是政府要誰捐獻,或者慈善,而是民眾想要做這些好事,政府千萬不能阻礙,甚至是不讓做這些好事,他們自己做自己的好事,其實他們心里感覺更好,而且更有自信。所以要鼓勵,而不是去擔心民間組織,這就是不該管的不要管,還要去努力消除一些阻礙,讓這種組織得到發展,公益組織,慈善組織,包括社會的公民權益組織。

    原來我覺得言論自由是第一步,現在言論自由在微博上取得了一定的空間,但是僅僅有大家的言論還不夠。所以我覺得現在結社自由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到了更突出的位置,就是要讓結社自由能夠得到充分的保障,一定要讓民眾得到組織訓練,去組成一個個的自我組織。其實現在已經有各種各樣的活動,但還沒有明確的,尤其是大型的組織,有一些“隨手公益”、“微博微公益”,這是調動人們的善意。

    社會、民間也不要去輕易懷疑這些東西是不是動機復雜,動機不純,炒作。要看他的行動,他只要在做善事,這個行為是對的,就應該贊許,哪怕他動機復雜,動機混合。沒關系,他如果做善事,本身就有益于大家,為什么去懷疑?即使有也不要懷疑,復雜一點有什么關系,可能人們的動機都比較復雜、多元,不是說純粹就無私的,他自己可能也想擴大影響,但做了好事,就是好事。除非他做善事是屬于不正當,不合法的手段。要盯住的應該是手段合不合法,正不正當、而不是去追究動機。


   南都:在社會公共倫理上,民眾對于公平與正義的渴望,似乎強烈到足以引爆社會的程度,現在動輒就是群體性事件就是一個真實的寫照,這樣的狀況是如何造成的呢?


    何懷宏:在過渡期容易發生,中國的中產階級還不是穩定的中產階級,他可能還處在焦慮之中,或者期待之中。所以這需要觀念的調整,中產階級本身不會自然而然的追求中道,他需要中道的訓練,包括觀念的調整。你一方面要不斷的推動社會向好的方面發展,但是又不能一蹴而就,這需要一個過程。因為現在社會處在過渡期,轉型期,所以還不太習慣自己的身份、地位,也不一定有很長遠的眼光來考慮這些事情,這需要時間和訓練。

    我給官方寄予的希望是不要主動當老師,當教官,而是去鼓勵公民自己努力,自我教育,最關鍵的是你不要去設置壓著善意努力的嘗試。比如在微博上不要因為見解不同,或者政見不一樣,就去限制,但是你應該限制人身攻擊、侮辱人格的。我不知道這些為什么沒有限制,我認為純粹是臟話、臟詞,侮辱人、罵街的,可以適當限制。說理的,哪怕和你觀點不一樣,立場不一樣,都不應該限制。政府不是去當教官,政府要搭好臺子,維持好秩序、規則,而不是自己一手拿錢,一手拿棒子,用錢來利誘,或者拿棒子來敲打。政府就是搭好一個平臺。老百姓自己能夠行善,他自己本來有這樣的善心,而且他自己是自己行為的主體,讓他能感覺到自主性。


    南都:一個社會缺失公平與正義這些最基本的社會倫理,會造成哪些深層次的影響?現在似乎大家都很沒有安全感。


    何懷宏:安全感就是要建立法治,加強法治,鞏固法治,我說的法治,都是法律的統治,不光是制度,當然它要靠制度來落實。法治就是大家都尊重法,尊重法意味著什么呢?比如說司法獨立,司法公正,現在官員不出事就不出事,一旦出事了,可能就是大事。為什么?因為他會發現法律也不會保護他。今天你在臺上,耀武揚威,過一天可能就是階下囚,身首異處。他不是處在司法獨立的環境,所以每個人拼命抓權也是因此,他只有抓住了權力,他才能保護自己,下臺他都要安排人。所以建立法治是比較可靠的,一切都束縛于法治,健全的法治能夠保護所有人,甚至包括保護應當受罰的“壞人”在其他方面的合法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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